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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海油是最早搞“洋务运动”的国有企业。1982年成立伊始就提出总经理负责制和打造与国际接轨的石油公司。

　　中海油之所以能领风气之先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国务院没钱，中海油的注册资金是自筹的，因此有“瞎折腾”的基础；二是由石油部副部长转任中海油第一任总经理的秦文采是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官员，1978年率中国石油代表团对美国历时四周的访问对他的震撼不亚于当年李鸿章访英时所受的震撼。

　　秦文采的接班人继承了他的衣钵，到卫留成的任期（1999-2003），中海油进入黄金时代。卫留成分解公司各项指标，与五家西方石油公司一一对标。为使责权利对等，中海油革新了用人机制和薪酬体系——竞聘上岗、录用外籍高管、大幅提高工资并引入期权激励、废除处长局长称谓改称经理总经理。彼时的中国海油提拔了一大批年轻人，有人短期内连升七八级，30出头当经理的比比皆是，40岁当上副总经理也不罕见，但也有20％的干部在竞聘中被淘汰。中海油籍此赢得骄人经营成绩，并被誉为“最西化的中国石油公司”。

　　随着2003年中央对国企实施统一管理，2008年西方爆发金融危机和其后“中国模式”大行其道，中海油在国企“九龙治水”体制下赢得的自由发挥空间消失殆尽，已经形成的体制机制在国企大棋盘里也格格不入，犹如马的器官被植入牛的身体，排异反应让其不得不与国企的一般模式趋同。于是，期权计划被废止、薪酬发放受到限制、外籍高管离去、经理恢复成处长，最重要的，市场导向变成政治导向。2016年上半年，中海油上市公司爆出77亿元巨亏。

　　华为走的是“脱亚入欧”的路子。

　　华为是一家1987年由副团级退伍技术人员任正非创立的通信设备供应商，十年后已跻身国内同行前列，是“巨大中华”四巨头之一（巨龙、大唐、中兴、华为）。

　　1998年8月，华为与IBM的合作项目“IT策略与规划”正式启动。大约50位IBM管理咨询顾问进驻华为，华为组建了一个300人的管理工程部配合IBM顾问工作。

　　任正非回忆说：“从1998年起，华为投入数十亿美元，邀请IBM等多家世界著名顾问公司，先后开展了IT S&P、IPD、ISC、IFS和CRM等管理变革项目。变革的指导方针，是‘先僵化、再固化、后优化’。僵化是让流程先跑起来，固化是在跑的过程中理解和学习流程，优化则是在理解的基础上持续改进，我们要防止在没有对流程深刻理解时的‘优化’。”

　　针对执行中的抵触情绪和修改企图，任正非明确指出：“我坚决反对搞中国特色的管理、华为特色的管理。所谓管理创新，在现阶段就是要消化吸收西方成熟的管理经验。”

　　他总结道：“华为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就是因为十几年来认认真真、恭恭敬敬地向西方老师学习科学管理，真正走上了西方公司走过的路。这是一条成功之路、必由之路，我们还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以营收计算，2013年华为超越爱立信成为行业冠军，此后持续扩大领先优势，并大举进军国际同行们放弃的C端业务，如今，华为几乎被人当成了一家手机公司，虽然它C端业务的收入只有B端收入的一半。

　　中海油和华为的故事是那么的不同，一个是国企一个是私企，对比这种不同有意义吗？

　　有。因为国企控制着金融保险、能源电力、电信、民航、装备制造、航空航天、铁路公路港口等国民经济的核心部门，掌握着全社会一大半的信贷资源，国企的定位对错、效率高低，直接决定中国经济的质量，并影响你我的切身利益。

　　国企改革改了快四十年了，建立这套体系也不过花了三十年。几十年来，官员们出国做了无数次考察、学者们写了无数份报告、党政部门通过了无数次决议，但始终未能解决最基础的问题，就是把企业当企业来办。用国务院国资委首任主任李荣融的话，国企应该是一个经济组织而非政治组织，“不管是什么所有制的企业，要想搞好，都必须遵循企业发展规律。”

　　李融融退休三年之后，不少央企的董事会都变得形同虚设，党委会成了最高决策机构，党管干部升级为党管企业。

　　国企改革就是这样不断的兜圈子。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已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企改革的目标，并对现代企业制度下了定义——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什么叫政企不分，什么叫现代企业，打开中海油和华为的网站一目了然。下面这两张图分别是两公司2016年12月2日上午的首页：

　　一个对上级负责，一个对客户负责；一个唯上唯虚，说着政治语言，一个唯产品唯技术，说着商业语言。哪家企业有发展前景，不言自明。

　　中海油是中央国企的缩影，平心而论，即便经历了多年退步，中海油在央企中仍是优等生，其他那些本来改革起点就低的央企，在商言政、劣币驱逐良币的状况还要更加严重。卫留成的继任者傅成玉退休后曾直言不讳地对媒体表示：“现有体制下国企培养不出企业家，它培养出来的是官员。但如果企业不由企业家来带领，这个企业是不可能有可持续竞争力的。”

　　归根结底，还是决策者没想明白国企的定位，或者曾经想明白了如今又糊涂了。而到了企业层面，又必然会出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局面。我想说的是，把国企当执政的经济基础，进而用管理政治组织的方式来管理企业，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前苏联接近百分之百的国有经济比重，执政党一样丢失了执政地位。

　　十五大把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不会影响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写入了大会报告，并重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明年又要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了，希望届时讨论国企问题时能够回到20年前，不要再在已经解决的问题上浪费时间。

　　文/马克 财经杂志副主编

　　原刊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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